1973年，马龙·白兰度拒绝领取他因《教父》所获的奥斯卡奖，以便让萨钦·小羽毛（Sacheen Littlefeather）上台抗议好莱坞对美洲原住民的刻板描绘。[1657 x 2486]

我想这对当时的军队来说一定很重要，特别是在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还不被广泛理解的年代。我还没看过那部片子，得赶紧找来看看。

这么一看，斯图尔特在《迷魂记》里饰演“斯考蒂”的表演就有了不同的解读。这个角色是个患有PTSD的退休警察，斯图尔特的演技肯定受到了他自身经历的影响。

严格来说是过去90多年了，因为在泰德之前最后一位做到这一点的是1930年的比尔·特里（Bill Terry）。

他当时也没那么老。美国参加二战时，他才30多岁。吉米·斯图尔特（Jimmy Stewart）那时也是30多岁，克拉克·盖博（Clark Gable）都40多了。当时很多明星都主动参军，因为他们觉得不管年龄多大，这都是他们的*义务*。 斯图尔特一开始因为*体重过轻*被拒了。他硬是增了点重又跑回去，结果被批准加入了后来成为空军的部队。甚至在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前他就入伍了，退役时已经是准将。他执行过20次战斗任务，而当时韦恩还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演什么军人呢。 盖博当时以列兵身份入伍，哪怕年纪大了也去前线参加了实战。 当然，并不是所有这些明星都去了现役或像斯图尔特那样立下战功，但最起码人家都主动请缨了，哪怕最后没能上前线。

果然还得是橙县，机场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我觉得韦恩比克林特那混蛋多了。

不过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主要也就热衷于对着空椅子发表演讲了。

是啊，韦恩那种人完全符合新保守主义那套意识形态，而且对那些烂透了的战争贩子言论和种族歧视观点也是直言不讳。伊斯特伍德一直以来没那么张扬，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，而不是新保守主义的那种傻缺。如果我说错了欢迎指正。

起码克林特在后期的电影里还尝试做过些好事。

>或者什么他喝醉了说的话 弗兰克·扎帕（Frank Zappa）谈起与喝醉的约翰·韦恩相遇的经历： \[...\] 1965年万圣节之夜，在最后一场表演前的休息时间，我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穿着卡其布工装裤，没穿鞋，身上是一件19世纪90年代的泳衣，头上戴着一顶顶端被压塌的黑色圆顶硬礼帽。 约翰·韦恩穿着礼服，带着两名保镖、另一名男子和两位穿着晚礼服的女士到了——所有人都醉得厉害。 走到台阶前时，他一把抓住我，把我拎起来，开始猛拍我的后背，大喊着：“我在埃及见过你，你太棒了……然后你还给我吹箫了！” 我当即就对这家伙产生了反感。记住，各种演艺圈的人都会去那个俱乐部，从沃伦·比蒂（Warren Beatty）到苏皮·塞尔斯（Soupy Sales），所以像“公爵”（约翰·韦恩的绰号）这样的人出现并不稀奇。 场子里挤满了人。当我走上台准备开始最后一场表演时，我宣布：“女士们先生们，如你们所知，今天是万圣节。我们今晚本来会有一些重要的客人到场——我们本来期待着美国纳粹党党魁乔治·林肯·洛克威尔（George Lincoln Rockwell）——可惜他没能来——但约翰·韦恩在这儿呢。” 我话音刚落，他就从桌边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舞池里，开始发表讲话。我把麦克风压低让大家都能听见；他说的大概是：“……如果我当选了，我保证会……”就在这时，他的一名保镖一把抓住他，让他坐下。另一名保镖把麦克风递回给我，叫我放老实点，不然就要“大难临头了”。 演出结束后，俱乐部的经理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对公爵客气点，因为他喝成这样时，就开始到处撒五十美元的钞票了。” 我出门时不得不经过他的桌子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把我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猛地压扁。我取下帽子把它撑回原状。这显然惹恼了他，他大喊：“你不喜欢我整理帽子的方式？我整理帽子都四十年了。”我把帽子戴回头上，他又一把压扁。我说：“我甚至不会给你道歉的机会，”然后就走了。

人们总喜欢假设我们已经彻底告别了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，但那些在种族隔离特权下成长起来的人，现在却在治理着这个国家。

Reagan Youth 乐队说得对，约翰·韦恩就是个纳粹。

>顺便说一句，住在罗纳德·里根国家机场附近的人根本没人会那么叫，当地人一直都管它叫“国家机场”。 > >事实上，它的机场代码还是 DCA，也就是 DC（华盛顿）机场的意思。 > >所以大多数人提到那个机场时根本不用“里根”这个名字，连航空公司也是。 同意，确实没人会那么叫，但 IATA 代码跟名字的使用普及度没啥关系。更改代码的过程又麻烦又贵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里没改几个的原因。 北京的代号还是 PEK（Peking，北京的旧拼写） 圣彼得堡还是 LED（列宁格勒） 芝加哥奥黑尔机场还是 ORD（Orchard，果园） 奥兰多还是 MCO（麦考伊） 堪萨斯城还是 MCI（中洲国际）